民国喜欢去日本哪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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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止民国的,往前追溯,清代的状元张謇也去过日本,他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叫南社中学(后来改为启新学校),就是模仿日本学校的学制举办的。 他本人在日本留学过两年多的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也充分感受到了日本教育制度的优越之处,他在办校期间多次对老师和学生说,“我办的这所学校,一切都要向日本学校看齐!” 比如要求学生穿统一的校服,剪短头发(当时中国的学生留的长发很多)、踢毽子(作为强身运动);老师也要穿西式服装给学生们做示范。

他还聘请了日本人松本鹰山为教师,教授日语口语和日本历史;还请松本鹰山指导他的两个儿子张孝若和张公权的学习,因为这两人的日语是由松本鹰山从小教起的。 张孝若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写的《近代资本主义》一书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奠基之作,而他的日文写作功底也是得益于松本鹰山的教导。 而张公权的书法是取法日本的,他的字写得规规范范,在当时的金陵官府中很有名气。 另外,清末民初的学者梁启超也曾经在日本学习过,他从日本带回了很多新的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由于中日关系的变化,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幅度减少。 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民国名流到日本留学或者深造的例子,他们当中包括: 中国近代地理学家黄秉维,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带了两只箱子,里面全是图书资料,因为他知道,这些书在中国很难买到。 黄秉维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清华地理系主任一职长达17年之久。他编著的《自然地理学》被公认为该学科在中国诞生的标志,而由他创办的清华地理系也被认为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地理系之一。

还有地质学家王曰伦,他也是去日本留学时带的全部家当只有两只箱子,一只装着书本和翻译稿,另一只装着采回的矿石标本。 王曰伦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后来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任工学院院长。而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那双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学生的手居然能举得起20公斤的矿石采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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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其西方化、工业化起步较早,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有现代化大学10余所,其中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等更是人才荟萃 ,名家辈出,为中国的有识之士所瞩目。因此,在整个民国时期,日本成为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1913年至1918年的5年中,赴日读书的中国学生有15000余人。民国时期的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留学目的国。

在民国时期的日本的大学中,就全国而言,东京一都集中了大约四分之三的中国人,仅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的中国人就占日本全国的二分之一左右。就东京一都而言,其中国人学生大都分处于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域。如,中国人学生大多聚集在东京都的中心地区即东京的东部地区,如在1941年日本人仅为4.8%的日本桥区,中国人学生密度高达13.9%,其次是该市的中央区、神田区、新宿区、文京区以及文京区北侧的台东区、台江区以及北部都市副中心的品川区。在1941年中国在日学生分布中,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学生多达2666人,占留日学生总数的15.7%,其次是早稻田大学1359人,占8%,明治大学867人,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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