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上海人移民香港吗？
我在上海出差，和我一起的一位香港朋友谈及上海人的某些举止习惯，这位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对内地相当了解的朋友感慨地说，“很多上海人移民香港了”。我被朋友的一句话弄得有点晕，问其缘由。朋友说，上海人讲英语有香港味道，上海人走路、骑车、坐车都有香港人特有的习气，举止风疯火火、大大咧咧，上海人说话快、办事快，办事有点“莽”。
我不由得回想在上海见到的香港人。在商业街、办公写字楼、商业区、酒店等公共场所，真的有不少讲普通话的香港人，与内地人共同存在于此。香港人说起话来，普通话带有很重的香港腔，发音不标准：把“上海”说成“深沪”，把“自行车”称为“脚踏车”，把“西红柿”说成“芬达”，很有点南洋味道。与操标准普通话的内地人相比，香港人的普通话有一种土气，但听来十分亲切。
在我印象里，香港人生活相当讲究，即使是经商的人，穿着也很讲究，非常注重形象。他们在上海的大街上穿行，不论老幼，一律西装革履，打扮入时，举止得体，谦恭有礼，说话斯斯文文。而上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衣衫整齐，但不乏不拘小节者。上海人就象个爱唠叨的母亲，做事讲情不讲理；香港人就好像父亲的楷模，做事一丝不苟，爱恨分明。香港人把上海话称为“南京话”，理由是不入调，没有韵律。
我在上海乘坐公交车，上车要投币，有人要求驾驶员帮忙投币，常被“怒斥”为“野蛮”。而香港则是一厢情愿，由乘客自己将硬币投进售票箱。我曾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一位上海老者，他不愿向售票员付款而拒上车，与售票员争吵起来，坚持要让位给乘客，理由是你买了票，你就没坐权。售票员不让坐，老者便与售票员闹起来了，要坐车就得让座，不让便得拿钱。香港人看到这种景象，会大为不解：这是交换社会吗？车钱已经付了，为什么不能坐？
在商业服务上，上海服务者有“等得起，忍得住，挺得过”的“三得”优势，香港的服务人员与之相比也有“肯吃苦、不抱怨、不出丑”的“三勤”优点。香港人最厉害的就是工作极度认真，做事极度专业。如果你在上海的商场买衣服，营业员不懂装懂，推荐型号不当，甚至将其它货色的衣服给你，你要多问几句话，那“怒吼”便会从头顶飞过来。而香港营业员就聪明多了，他们会将商场内各样衣服的剪裁、号码、面料、价钱、评价等全部托出，你说要买哪一件，便给你拿。
如果你要买衣服，自己不知怎样搭配，营业员便把你穿的衣服取下，换给其它人穿上，使你从中较着颜色、式样、剪裁等的不同。如果你要买一件羊毛衫，他会把你所有衣服一件一件脱掉，反复试穿，直到找出最巧妙、最省衣的空间搭配法，绝对不让你因穿毛线衣而多穿一件外衣。如果你要问鞋子、问手表，他会让你比出尺寸，拿给你，并告诉你价钱。从他的解释中，你大体上知道了这衣服的价格，一旦买下来，便会有意外的礼物送你。
上海人办事，如果受不得委屈，便自己去办。香港人的做法是，自己能力办不了的，找熟人，找上司，找朋友，直至办成。上海人实在，不懂如此行事的奥秘，不免有了一点委屈便皱眉头，有怨言，找上级，鸣不平。
上海人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办事上便是“蛮干”，爱钻牛角尖，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个性使上海人在技术上容易出成果，但人际社会关系往往处理不好。上海人信奉的是：“人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全部合乎道德标准，那么，他(她)就不是人’。”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上海人的行为往往是不讲情份的。
上海人与生俱来的独立自主的性格及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商人习俗和契约观念，使上海人与内地人、港台独树一帜。上海人是一个有个性的群体，他们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行事有自己的方式。外地人很难完全了解和谅解上海人，上海人也很少在乎外地人的评价。
正是这些独特的个性、心理和行为方式，造成了上海人与内地人、港台人、海外华人的差异，甚至也造成了上海人与上海人自身的差异。有差异不是坏事，关键是上海人如何面对差异，如何在差异中求同存异，增强凝聚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兼容并蓄。上海文化人不排他，不固执。上海人待人接物讲究圆滑，办事讲究方法，不讲究“意气用事”。
这种性格、心理和行为方式，与内地人、港台人、海外华人相比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是，容易与人兼容，不易招人忌恨；不足是，容易迷失自我，在多元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产生精神困惑。这正是上海人在海外华人中“文化冲突”最多，对外迁离上海的人“移民心态”最为强劲的重要原因。